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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武夷山下阅星霜，苦辣酸辛共一觞。
热汗同挥承雨暴，战歌竞唱顶风狂。
十年劳骨身犹壮，百事迟人鬓已苍。
此际欲言君记否？且磨残墨抹斜阳。
这首诗是2006年下半年妻子从武夷山市乡村小学一级教师岗位上退休来上海时我写给她的。她一九六九年从福州市鼓山公社上山下乡到崇安县兴田公社仙店大队插队落户，直到一九七九年在仙店小学转正为公办教师，当知青正好也是十年。由于文革开始时她才读初中二年级就失学了，接着上山下乡，又耽误了几年，就象一列晚点的火车，在人生轨道上老是比人晚一步，一直到退休仍是小教一级， “百事迟人鬓已苍” ，暂且不表，将诗借在此处一用。
如前文所述，自从高考落榜后，我个人世界一片暗淡，很有点不知所措，六神无主，无面见江东之感。但是我不会 “自刎” ，生命对于我比面子重要得多。我想起我的高祖耘青公在大清道光年间参加乡试因故落第后写的诗，其中两句是 “江花落地浑无色，犹荷同乡诵满城。” 他那时心情和我此刻是一样的。看来不管任何时代，人生遇合一帆风顺者毕竟是少数。痛苦归痛苦，生活还得继续。何去何从，我必须作出选择。选择是人生的一场赌搏，选择对了，人生成功，幸福美满; 选择错了，一败涂地，追悔莫及。思前想后，我决定选择一条最艰苦的道路，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脱胎换骨，在烈火中求得新生。因为此时此刻，我考大学的梦想尚未完全破灭，有人说下乡两年后还可以报考大学，能得到公平的待遇。
这一年九月中旬省市两级组建 “福州市建设老区志愿队，开赴革命老区崇安县(武夷山市) ，创办知青集体农场，作为城市待业青年集体安置的试点。几百名热血青年(大部分是各所中学应届高初中毕业生) 集中在福州市第十三中学(青年宫) 进行上山下乡前的培训。我也报名参加。
培训班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伙食吃得很好(据知情人士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伙食费是从我们每人700元安置费中开支的); 接着省市领导林依心, 王一平, 陈贵芳等轮流给我作动员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把我们去崇安上山下乡之举赋予了政治理念和“革命” 色彩，把我们的行动与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相提并论。说我们只要经过煅炼，接受住革命考验，就一定能成为无产级可靠接班人，将来比考上大学的同学更有前途。这些话对我们颇有震撼力。于是表决心一个比一个坚决，讲冲破阻力一个比一个精彩。 “红色种子” 成了我们的代名词，<锄头就是红缨枪>这支名不见经传的歌曲成了我们的主题曲，歌词是:
扛起锄头上山岗，两眼要把北京望;
知识青年闹革命，锄头就是红缨枪。
先辈扛起红缨枪，星火燎燃红东方;
今天我们扛锄头，党的传统放光芒------
歌声让我们热血沸腾，更坚定了 “到边疆去, 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的信念。值得一提的是不知是哪所中学一位狂激的老师，很有“革命文学” 才华，写了一幅对联勉励我们，口气大得吓人，内容是:
磨铁肩扛地球重担，炼红心管宇宙前程。
几十年来纵观农场上山下乡的战友们，不管如何磨炼，健壮高大如老高者(和我同上山下乡的同学，身高一米八，力气很大)也未见达到此等功力，其他人更不用说，他的良苦用心算是白费了。
省、市一些领导都是老革命，不少人在崇安一带打过游击，特别陈古佬(陈贵芳) 副市长是闽北游击司令，对崇安县尤其熟悉。他告诉我们: 崇安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与江西交界处，山高林密，群众觉悟高，很适合红军游击队活动，是有名的革命老区。国民党多次围剿收效甚微，创造了民主革命23年 “红旗不倒” 的奇迹，当地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国民党不断围剿，崇安老百姓被杀死、饿死不少，还有一些人远走他乡，原来有14。4万人口，到解放前夕只剩下6。9万人。为了建设老区，老区人民十分需要有文化的人才，你们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时我还听我父亲同单位 到过崇安的地质堪探队员说，在闽北十个县市中崇安最富，有 “金崇安” 之称，我心中感到一丝欣慰，觉得去对了地方。后来才知道， “ 金崇安” ，表面上看指的是土地肥沃,出产丰富, 可是它有另一层意思，讲的是地理形势，福建地理谚语云: “金崇安,银浦城,铜南平,铁邵武, 豆腐的建宁(建瓯) 府，纸糊的福州城。” 崇安县有2798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是一个朝南的口袋形盆地，武夷山脉横亘西北，是一道天然屏嶂，易守难攻, 地势险要，固若金汤。武夷山名称的来历就是古代夷人用武之地，秦汉时期, 闽越人利用该处地形之险，在此建都，后来汉武帝南平闽越时，越人踞险抵抗，汉军在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在那时我并不知情。
不过我觉得当时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那么早将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安置在地广人稀，经济和文化相对滞后的崇安县，是有战略眼光的。历史证明后来留在当地的知青(包括作者在内) 都不同程度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学习班快要进入尾声的一天，突然有人通知我，说外面有人找我。我走出会场一看，只见一位打扮入时的少女玉立在我面前，她叫杭英，平时我称她 “杭姐”, 她是我的校友，比我早三届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分配在菜市场工作。读书时她是学校乒乓球队队长，球艺很好，我也爱打乒乓球，经常当她的陪练，我俩关系很好, 她是我崇拜的女性。但我妈不喜欢她，怕她把我带 “坏” 了。她见面第一句话就说:“ 是你妈叫我来的，她让你回家不要去上山，明年再考。我本来不来的，是你妈苦苦哀求我，说只有我才能劝得动你。” 她还告诉我, 自从我到学习班，我妈整日以泪洗脸，又不敢公开反对，痛苦不堪。找她帮忙是出于无奈，我妈并不知杭姐的地址和工作单位，是怎么样找到她的，我始终不知道。我完全理解我妈的心情，她老只生我妲弟俩，我姐高中毕业因眼睛高度近视，没有升大学，1958年参加工作，六二年困难时期，为国家分忧解愁作贡献，被下放了，远嫁长沙。于今老妈惟一的儿子我又要离开她老远走他乡，不是去读书，而是去苦心志，劳筋骨。我从小体弱多病，初中毕业时因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胃穿孔，住院三个多月，休学一年，现在要去条件那么艰苦的山区，万一发病，救不及时，生死难料，怎么叫她老能放心得下。家母此刻 “泪枯惟刮眼，盼儿莫远游。”
那时，知青上山下乡完全是自愿的，没有强迫命令。户口也还没有迁，我如果遵母命随杭英返家，没有人会阻栏我，我的人生之路将是另一种走法，父母也会因有我在身边而开心免于寂寞。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对杭英说: “你回去告诉我妈，叫她放心，我过两年就回来，我会保重自己的。” 杭英失望的走了。机会稍纵即逝，一次改变我命运免于上山下乡的机会就此失去。一念之差，谁知这一去四十年，我生活的脚印深埋在偏僻的异乡。
其实，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和我一起报名去崇安县上山下乡的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跟我一样出身不好，尽管我们的父辈大多是社会精英，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智慧的血液，在学校成绩优良，可是随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我们有项难强，有志难酬。为了求得人格上的平等和公平对待，尽可能摆脱家庭的阴影，我们必然选择上山下乡之路。
当家母知道我决心己下，就不再劝我，而是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她深知自己的儿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较差，不要说补衣服，连扣子都钉不清楚。就把我的所有衣服一件件检查缝补清楚，每件衣服的扣子用粗线加固，后来我的衣服破到不能再穿时，扣子始终没掉一个，母亲之爱也！她怕我的被单自己认不清楚，都用黑线绣上我的名字，袜子全部换上新纳的袜底。晚上，我回到家中看着母亲含着泪为我缝补衣裳的情景，无言的感激之情充溢我的胸瞠，孟郊的<慈母吟>脱口而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大浪淘沙，学习班结束时，剩下203名同学，即所谓203颗 “红色种子” ，分成两拨，143名到崇安县洋庄公社办四渡农场，60名到星村公社办前兰农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是我们告别福州的日子，我们是乘火车到南平，然后坐汽车去崇安。站台上送客的人群拥挤不堪，喊声, 哭声, 叮咛声交织在一起，形成时代一曲特有的交响乐。家父眼含热泪，家母双目红肿到站台送我，反复叮咛我要保重身体，一再请求我身边几位同校的同学，要互相帮助, 互相照顾。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向山区开去，很远, 很远了，父母的身影仍定格在站台。“二老心悲切，送儿到站台。声声忧汽笛，车远尚余哀。”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武夷山，我们来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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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0-9-13 20:39:20
发表于 2010-9-14 13:55:47
